——忆父亲卢嘉锡的几件往事

卢咸池

“我们家是台湾人”

我的父亲卢嘉锡1915年10月生于福建省厦门市。文革前，他一直自称是“福建厦门人”。文革后，报上又说他是“台湾省籍”。对此，社会上有人不太理解。其实，和其他许多背井离乡来到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一样，这里包含了一段屈辱的历史。

记得还在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就曾经在饭桌上对我和年幼的弟弟妹妹们严肃地说：“我们家实际上是台湾台南人，祖居就在当年郑成功接受荷兰人投降的赤崁楼附近的‘米街’上，祖上几代都是办私塾的，在台湾中南部还有些名气。当年日本占领了台湾，你们的祖父还很年轻，刚结婚不久，他不愿当日本臣民，带着你们的祖母和年少的弟弟妹妹，陪同他年迈的祖父，买了一条小渔船，渡海来到厦门定居。”他又告诉我们：“当时台湾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台湾人在大陆被人看不起。再加上有些海盗受日本豢养唆使，为非作歹，专干些骚扰福建沿海、杀人劫货的勾当，因为越海而来，被称作‘台湾浪人’，更加深了普通百姓对台湾人的误解。你们的祖父在厦门办私塾，他不敢亮明台湾人的身份，假称是‘龙溪卢家’（龙溪即今天福建龙海）。到了我读书的时候，想到我们家确实不是龙溪人，就根据自己出生在厦门说自己是‘福建厦门人’了。”

一直到1978年父亲以台湾省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后，我们家与台湾的这段历史因缘才逐渐被世人所了解。

父亲还告诉我们，祖辈离开台湾时，在台南留有一些家人、房产和田地，早年家中长辈去台湾收房地租时曾带着幼年的他同行。但后来台湾家境败落，厦门家里与岛内的亲戚也完全失去了联系。

1946年，父亲曾经因公去过一趟台湾。在台南，父亲抽空到“米街”去看了看，他幼年来台湾时住过的祖屋已经毁于日本人之手，原来住在这里的亲戚也不知迁往何处。一天他偶然跟人说了一句：“我父亲原来就是台南人。”不想几天后有位老太太听说此事，带着一个年轻人来找父亲。老太太说：“我妹妹从小与一个私塾先生订婚。那年日本人来，人心惶惶，他们匆匆忙忙结婚，不久就迁到大陆去了，再也没有回来。”她并且讲了妹妹的名字和小名。“我看她连你们祖母的小名都说得准确无误，只能尊称她‘大姨妈’，叫那个年轻人‘表弟’。”父亲对我们说。

改革开放以后我曾问父亲：表叔还能联系上吗？父亲很遗憾地说：“离开台湾后因为忙，没有及时再与表弟联系。没想到不久两岸隔绝，而且延续这么长时间。现在我连表弟姓什么都忘了。”今天，家中只留下父亲当时拍摄的一张原住民舞蹈的照片，见证着他的这次故乡之行。

厦门大学“应变委员会”副主任

父亲193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1937年考取公费留英，193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到美国从事科研。1945年抗战一胜利，在欧美留学八年多的父亲满怀“科学救国”的理想立即动身，当年底回到祖国，任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后来还当选为厦门大学校友总会会长。他难忘家仇国难，痛恨日本侵略者；眼看着国民党政权卖国求荣、欺压百姓，他对蒋介石集团很快由抱着幻想到彻底绝望。他曾经在大街上用英语痛骂企图侮辱中国妇女的美国大兵。有人拉他参加国民党，他以自己“不问政治”加以拒绝。厦门解放前夕，他被推举为“厦门大学应变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出国不在，由他主持），安排师生在校区巡逻以防混乱中坏人趁火打劫，并发动劳师助学活动，组织给困境中的厦大教工、家属买米送菜，同时也给贫苦学生一点经济资助。虽然他当时对共产党并没有更深的了解，但出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他还掩护、救助了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父亲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应变委员会”这些巡逻、互助的行动，实际上是地下党组织的护校斗争的一部分。30多年后父亲在北京见到了当年厦门大学地下党负责人熊德基老人。熊老告诉父亲，“应变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是地下党经过研究决定推举他担任的，就是希望父亲运用自己的影响，联络、发动各方面人士保护好学校，把它完整地交回到人民手中。听到这些话，父亲真是又欣慰、又惭愧。欣慰的是共产党这么早就这样信任他，使自己能够在解放前夕就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惭愧的是当时自己只是本着“教育救国”信条办事，没能更自觉主动地为迎接解放做更多的事情。

厦门解放第三天，战斗的硝烟还没有散去，刚到任的厦门市委书记林一心就约请父亲长谈，征求他对厦门大学学生复课和学校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一席交谈，使他茅塞顿开。接着父亲又以化学系主任的身份被任命代理理学院院长，直接参与学校的总体工作。通过亲身体会和耳闻目睹，他深深感到：“共产党了解我”、“共产党关心教育、尊重科学”、“共产党爱人民”。

正是从这些粗浅的认识开始，在党的教育引导下，父亲的思想跟随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解放前拒绝参加国民党的他，解放后不久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友党——农工民主党。接着，他又给自己提出了新的政治要求。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平时从不唱歌的父亲饭后踱步思考时，往往随口哼起乐曲：“索多—西来多索米拉—发……”。当时年幼的我不知这其中包含着什么意义。长大后学了“国际歌”，我才知道，这是一段“国际歌”乐曲。它表露了父亲的心声：此时，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正一步一步在他内心深处扎根。

对卢嘉锡同志要“立即解放、安排工作”

解放前，父亲在南方读书、任教时，最北只到过南京、上海。1953年，父亲参加教育部会议，第一次来到新中国的首都——北京。1955年夏天，他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当时他还不满40岁，是最年轻的学部委员之一。这以后，父亲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多了起来。1956年到北京参加制定我国科学发展规划期间，有一天他在北京饭店乘电梯，突然电梯门开了，进来一位中等身材的人。父亲一看，是周恩来总理！更使他没有料到的是，周总理对他点了点头，亲切地说：“你是卢嘉锡同志吧！”父亲的心受到了强烈震撼：自己是学部委员中的“小字辈”，又工作在遥远的南方，从未与总理单独晤面过，现在第一次偶遇，日理万机的总理不但认得自己，而且叫出了自己的名字！父亲对总理的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感到自己的心与党贴得更近了。

1960年，父亲奉调福州，任福州大学副校长、澳门银银河所长。可是，正当父亲努力以自己的学识为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贡献力量的时候，“文革”的浩劫席卷了祖国大地。父亲也不能幸免。他被“扫”进了“牛棚”，“走资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特嫌”等一顶顶帽子戴在了他的头上。他感到十分困惑，但他最痛心的是被剥夺了从事科研的权利。他写检查、“深挖封资修思想根源”，他写申诉、批驳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为的就是重返科研第一线。可是境遇长时间没有明显改善。一天，他突然被宣布“解放”，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虽然他还不能直接从事自己魂牵梦萦的化学研究，而是被派到工厂帮助搞工艺革新、给工人讲“优选法”，但这在当时已经使他十分欣慰了。不过为什么突然宣布“解放”他，心中的这个“谜”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解开。原来是周恩来总理一次接见来华访问的美籍华人科学家，父亲留学美国时的同窗好友袁家骝、吴健雄教授夫妇，在谈话时他们顺便提起过父亲的名字。总理记住了这件事，会见后立即让秘书了解了父亲的状况，并亲自打电话给当时的福州军区副司令皮定钧将军指示：“立即解放、安排工作”。当父亲听说是总理在处境十分艰难的环境中出面“保”了自己时，不禁热泪盈眶、言语哽咽！

沐浴在科学的春天里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重新担任了澳门银银河所长。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父亲原本是要作为福建代表团成员参加大会的。但在大会开幕前，领导上约请父亲谈话，告诉他，中央建议由居住在祖国大陆的台湾省籍科学家组成台湾省代表团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并提名由父亲担任团长。于是，父亲第一次以“台湾省籍人士”的身份，与苏子蘅、李辰、许文思、何斌、李河民、方舵等在祖国大陆各地工作的台湾省籍科学家一起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

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庄严宣告：“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我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热情欢呼：“科学的春天来到了！”父亲在主席台上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并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他的一批研究成果也在大会上受到表彰。

大会期间，分管科学技术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同志在福建省委书记林一心陪同下，特意来到台湾省代表团参加讨论。方毅同志语重心长地对父亲说：“你能够有今天，多亏了文革中周总理保你呀。”父亲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含泪连声说：“是的，是的！”小组讨论会之后。方毅同志又专门与父亲及另一位台籍著名老科学家苏子蘅先生作了长时间亲切交谈。代表团秘书苏民生用手中的相机拍下了方毅副总理参加台湾团讨论以及他与我父亲、苏子蘅先生谈话的照片。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会议公报中首次不再沿用“解放台湾”的提法，而是郑重宣布：“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紧接着，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提出：“统一祖国，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祖国统一进程从此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已经恢复多年，可是国际奥委会和多数重要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以及诸多的国际科技专业学会中，台湾方面仍然占据着中国席位。面对这一不合理的状况，改革开放伊始，中央就遵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祖国统一大政方针，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全新思路。决定在一些国际民间组织中，在正式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前提下，可以同意以适当名义保留台湾方面的席位。这一方案得到了国际上不少有识之士的理解和赞同，但一直到1979年夏天，还没有按照新思路在国际组织中成功解决中国席位问题的先例。

恢复中国化学会在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席位

1979年秋天，父亲率领中国化学会代表团应邀参加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英文缩写为IUPAC）理事会会议。行前，有关领导与代表团成员一起对参会事宜作了周密的准备。一到会议住地，父亲首先以中国化学会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与联合会主席就恢复中国化学会在IUPAC的合法席位问题进行了友好的协商，并对联合会章程有关会员资格条文的解释达成共识。与联合会主席交谈出来，父亲正在走廊里观看参会各代表团介绍各自科研成果的“海报”，忽听见一声“同胞！”回头一看，是一位未曾谋面的中国人。一听自我介绍，原来是台湾化学会代表团团长、台湾大学陈教授（台湾省籍人士）。他对祖国大陆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父亲与他攀谈起来，对他所提出的问题尽可能作了详细说明，还告诉他：自己的父母亲都是台湾人，在大陆科学技术界有不少台湾省籍科学家，自己就是出席全国科学大会的台湾省代表团团长。看来陈教授虽对祖国大陆缺乏了解，但对大陆来的科学家并不抱敌意，父亲心里有底了。不过他知道，台湾代表团的实权并不在陈教授手中。于是，父亲和另一位同志一起，直接找到参加会议的台湾代表团秘书长王季五先生（代表团实际决策人，时任台湾“国科会”官员，其父王世杰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讲清形势、亮明观点。经多次商谈、反复交涉，双方既有交锋、又心平气和，最终取得了谅解。在正式会议上，IUPAC主席根据与父亲率领的中国化学会代表团和台湾代表团磋商的结果，郑重建议：恢复中国化学会在联合会的合法席位，同时允许台湾的化学组织以“中国台湾化学会”的名义作为单独财务结算的地区性组织继续持有会员资格。与会者一致通过了这一决定，就连台湾代表团对此也未提出异议，从而实现了我国各专业学会恢复在国际组织中席位的突破。在随后举行的IUPAC大会上，中国化学会又顺利当选为联合会常务理事单位。自此开始，我国各科技专业学会在国际组织中的席位问题先后都得到了合理解决。

父亲在IUPAC会议期间与王季五先生交涉过程中，还发生过一段插曲。一次，王先生突然对父亲说：“邓副总理说过，‘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耗子就是好猫’，我看大陆就是耗子捉的太少了！”（父亲清楚地记得，在多次交谈中王先生对毛主席、周总理等都是直呼其名，只有这次他尊称小平同志为“副总理”）。就在这一年，父亲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回国后不久，他到北京出席表彰大会并应邀出席中央组织的1980年新年座谈会。父亲在发言中大胆直接引述了王先生这段辛辣讽刺的话语。出席座谈会的邓小平同志听了，开怀大笑。

……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至今已经30年了。父亲已于2001年去世。但父亲一生追求光明、献身科学教育，那一件件的往事一直深刻在我的脑海中。